王小广：消费的稳定增长需要强有力的供应链保障

原标题：王小广：消费的王小稳定稳定增长需要强有力的供应链保障

作者 王小广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导

2022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广消主要下行压力是需求萎缩，包括消费增长的增长由正转负和出口增速的回落，其中最主要的需强是消费下滑。前两个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7%，有力应链而3月份和4月份分别同比下降3.5%和11.1%。保障在消费结构中，王小稳定受影响最大的广消是服务消费的大幅萎缩和一些高档耐用品消费的明显下降，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增长消费影响较小。前4个月中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2%，需强比2021年同期下滑近30个百分点。有力应链2022年二季度消费预计也是保障较明显的负增长。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消费增长趋势与政策，王小稳定笔者提出以下看法：

消费反弹在即，广消潜力巨大

笔者对2022年6月份以后的增长中国居民消费增长趋势有以下基本判断：

一是进入6月份后消费增速有望迅速由负转正。上海疫情保卫战取得突破性成效以及北京疫情的有效控制，使集聚了二、三个月的消费潜能较集中的爆发，将使得6月份消费有望重新由负转正。但年内受局部疫情干扰再次转负的可能性存在。即年内不排除还会面临新的局部疫情的巨大冲击。

二是线上消费占比将继续提高。2022年前4个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5.2%，比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高5.4个百分点，占比提高到23.8%，比2019年底高3.1个百分点。从疫情常态化防控及生活数字化水平继续提高等综合考虑，估计该比重5年后可望提高在30%左右。但随着国家加强保供稳价、重视预期管理等取得显著成效，前期抢购性集中购买现象将会明显减少，这会使供应链特别是物流环节承压有所减轻。

三是服务消费有望迎来一个“暑假”大反弹。前几年中国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在刚刚超过40%，按消费结构内在发展趋势，该比重将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疫情持续化对服务消费产生了巨大的抑制，如旅游业、酒店服务、交通服务等持续大幅萎缩。2021年北京与南京疫情使“暑假”消费由“大旺季”变成为“大淡季”。2022年则有所不同，6月前上海、北京两大地区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效，再加上前期积累的防控经验，可期待各地探索某种有效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新的“暑假消费模式”。尽管如此，我们预计服务消费要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可能还需求一段较大的时间。

四是消费降级但不具有持续性。从疫情以来中国两年多来的实际经济运行看，受疫情冲击，消费降级现象较为明显，主要是高价高弹性消费品需求受到抑制，服务消费的严重受阻更加剧了消费降级的倾向。但这些影响主要是受疫情对居民消费时空的限制的影响，不具持续性。

从需求上讲，未来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主要靠消费，而不是靠投资与出口，这是趋势，也是中国的国际市场优势所在。目前中国居民消费市场总规模不到美国的40%，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有10倍的成长空间。未来15年中国要保持5%左右的经济增长，消费的贡献将达3-4个百分点，即居民消费年均可增长6-7%（不变价）。

基本消费与新兴消费的稳定增长需要强有力的供应链保障

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以及局部疫情暴发的情况下，稳增长最核心是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稳定，即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基本消费的稳定。这对新型实体企业来讲，是优势所在，也是历史机遇。首先，新型实体企业不仅具有跨时空的供需高效率对接、交易的优势，而且能满足防疫的无接触需要。所以，在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平台服务与物流的高效畅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快递员在忙”便意味着城市在某种特殊情况仍在有序运转。其次，与平台型新实体企业无缝对接的强大仓储物流能力与充分竞争的供应商是基本生活品保供稳价的基础。规模越大、时间越久，降成本保货源增时效的优势便愈发显现。如京东最近提出的“有责任的供应链”的构想，便体现了新型实体企业的未来价值与优势。一方面平台类新型经济实体，需要不断加强和完善“软”和“硬”的供应链能力建设，包括仓储网络、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平台综合服务效率（降低库存周转天数和其他成本）；另一方面，要立足和把握消费者的趋势性需求，通过供应链增值行动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多、快、好、省”的购物体验，创新更多的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

促进消费恢复增长仍需多方发力

笔者认为，现代化的最终结果是生活的现代化。生产的现代化、服务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都是为了这个最终目的。我们讲一国的经济水平高，某家庭、某人的生活水平高，最主要是指它的消费能力高。当然我们要有合理的消费观，树立理性消费、高品位消费的理念。当前疫情影响下的经济增长下滑，最大的问题是消费行为受到明显的时空限制，使合理的消费需求被明显抑制。怎样在统筹防疫和经济的关系中促进消费，是摆在政府、传统主场主体和新型平台服务企业的一大课题。既要搞好防疫，又要稳定消费，这需要政府与企业共同细致谋划，精准发力。

首先，在宏观稳定政策设计中，政府要重视对消费的有效激励和预期引导。考虑到疫情冲击和防范的长期性，既要注重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从而保收入保消费，而且也要直接从消费端出台有效的稳定政策，一些学者提出的向居民发消费券的作法，笔者是赞同的。笔者以为，2022年后些月份中如果再发生局部性的较大疫情，考虑到累积性的不利影响较大，中央政府可以扩大赤字，向全体人民发一定量的消费券，如每人发3000元消费券，分两次或三次发放。这对消费的作用肯定是立竿见影的。

其次，地方政府和防疫责任单位要做好有效防疫与稳定消费的平衡政策设计。防疫不仅不能搞一刀切、层层加码，而且要在一些重要管控环节中讲科学讲效率，比如，北京许多小区都安有丰巢柜，这是非常好的无接触消费服务设施，但在严格防控期间，管控者严禁快递员进小区，这样做不仅增加了染病风险（送一次快递，快递员与购物者就接触一次，收快递越多风险越高），而且对消费者带来巨大不便。建议各小区根据防疫需要，改造丰巢柜，形成内外不直接接触的独立空间。

三是对平台服务企业来讲，不仅要加强“软”“硬”供应链能力建设，而且注重平台信用建设，拒假打假，真正为广大居民提供高“时信效”的消费服务。（中新经纬APP）

(责任编辑：探索)